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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四川农商发展探析——以市肆、农事画像砖为例

作者:魏 崴  责任编辑:王晨辉  信息来源:《史林》2018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9-06-03  浏览次数: 114

【摘 要】汉代的四川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富庶丰饶之地,人口稠密,与外界商贸交流频繁。蜀之成都在东汉时期就已是闻名于世的商业大都会。汉代画像砖上的市肆图和农耕图,对了解汉代四川商品交易市场的繁荣情景及其背后农业发展所起的作用,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市肆;农事;画像砖


汉代,随着政治稳定,经济恢复发展,商贸也日渐繁荣,全国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商业大都会,其他中小城镇更是数不胜数。与商贸繁荣相应的是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许多不仅见诸文字,而且形于图像。四川出土的画像砖上就有精彩的市肆图,既有总貌,又有放大的局部,为我们了解汉代蜀地的市肆交易提供了重要材料。而市肆繁荣的背后却必须有经济作为支撑,在封建时代,这个经济支撑毫无疑问是农业的发达,因此,四川不仅出土了许多市肆画像砖,还出土了不少的农事画像砖,两者结合印证了农业社会中商贸与农业的重要关系。

一、四川汉代画像砖上的市肆图和农事图

张仪筑成都城是仿咸阳城而建的,那时就已有了市肆之设。《华阳国志》载: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1]P196)后来左思《蜀都赋》载: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刘逵注:少城小城也,在大城西,市在其中也。”[2]P96)少城为县治,成都城内官署等设置均以汉长安城为范本,修建了各种官府衙门、宅第。秦灭蜀后,将秦民万户移居蜀地,与蜀人杂居,因此各行各业之人皆有之。为方便商贾,又在少城内修建了市场作买卖,安置商贾物货。可以看出,秦代时,成都城内的就已有市官即长、丞来管理了,汉承秦制,因此成都的设置及管理一直是延续存在的。伴随商贸物流的发展,市集也日益成熟。汉代,除了那种时聚时散,场地不固定,规模较小的日中为市的小市以及乡村的草市外,还设立了不少更大规模的,或还有了各种专业的市场,管理也更规范,发展成为有专人管理、有专门场所、有专门制度的区域所在。一城之中不惟一市,商业区与居住区分别而立,不得混杂,居住区为,商业区为。里、市均各修墙以围合,每面墙有一门以供出入,别处不得另破墙开门。市官之设,《汉书·食货志下》说,王莽时,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称)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3]P173)。成都官的设置一直到东汉建武十八年才罢。《华阳国志·蜀志》说成都市官本有长,建武十八年省”[1]P252)。此时成都终于跻身全国大都会之列。四川出土画像砖的地区多在成都及其附近地方,这几块市肆画像砖的发现地域,分属当时的广汉郡和蜀郡等,皆是经济较为发达富庶之地。画像砖墓墓主本身就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或家赀丰厚的人,因此墓中出土的市肆画像砖呈现出了当时的繁华。四川出土的市肆画像砖主要有:

反映四川汉代市肆全貌的成都新繁镇收集的市肆画像砖(见图1)。画面正中有市楼一座,市楼上置一鼓,四周有围墙,在东、西、北三面有门,东门上有隶书题东市门。整个格局是以市楼为中心,周围被整齐划一地排成四个市隧和四个列肆。班固《两都赋》载:九市开场,货别隧分。”[2]P26)市隧既是人们行走来往的通道,又可将列肆隔开,不同种类货物可分区经营。张衡《西京赋》载:廓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2]P51)市楼和市隧也方便了市官的瞰望及来回巡查管理。每个列肆有三、四排没有围墙的长廊式交易场所,在有的列肆后面似有房屋,屋内有人或物,可能是贮存货物的邸舍。崔豹《古今注·都邑第二》载:肆,所以陈货鬻之物也。店,所以置货鬻之物也。”[4]P6)四川汉代的交易市场布局在此图中一览无余,应该说这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市场,其结构布局与古籍所载正相吻合。《太平御览》卷191居处条引《风俗通》云:俗言市井者,言至市鬻卖,当须于井上洗濯,令鲜洁,然后市。案二十亩为一井,今因井为市。”[5]P924)这是较为通俗的解释和说法,但笔者以为也许是市肆之布局与古之井田相似,故名。此图颇具俯瞰的效果。



在彭州市义和乡收集到的市肆画像砖(见图2)侧重于表现市场交易种类的多样及繁荣场景,画面分为上中下三排。上排的两端分别有隶书北市门”“南市门。画面中有行商,有坐商。画面上层第一排左边是开店的,中间是放张桌案就做买卖的,右边一房内店主与买家正手持一罐状物在讨价还价。画面第二排两端为一门,正有人持物进入市井进行交易。中间有摆摊卖货的,摊前有一跪着挑货的买主;边有二人,其中一人手提一物,二人边走边谈交易;第三排有四个组合,无论是行商还是坐商,均为两两一组正在交易中。可以看出,在有管理的市场中,除了货物较多,需要店肆来做买卖的商家外,对于一些做小买卖的商人,市场也提供了一定的区域。同时将画面分成这么多组的交易场面,应该是为了表现市集商品的丰富多样。



四川广汉新平罗家包汉墓出土的市楼画像砖(见图3)展现了当时的市场管理。画面正中是一歇山顶的二层楼,二楼上正中悬有一鼓,一吏正欲登梯上楼察看市场情况。市楼左侧可能是一排列肆,在店肆内外有贩者,有买者,有行人,此砖寥寥几人便刻画出繁忙的市井场面。另外,广汉市周村出土的市楼画像砖(见图4),其画面的左边有阛阓,上有隶书东市门三字。崔豹《古今注·都邑第二》载:阛,市垣也;阓,市门也。”[4]P6)中间和上端有六人分成三组,正在进行交易。右边有一市楼,楼上悬一大鼓。楼下有二人相对而坐,其右上一人头戴高冠,右手伸出,似正在讲话,当为市府官吏。其上有隶书市楼二字,表明这是市府的治所。市官的主要职责是掌控市场的开市、闭市时间,以及维护市场秩序和交易的正常进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酒肆画像砖,在这些四川的市肆画像砖中,从肆内摆设较能确认的也是酒肆画像砖,它是市肆场景中之最放大的局部,原来有些命名为酿酒的画像砖,实则是表现酒肆的。酒肆画像砖在此略举二例:新都新农乡出土的酒肆画像砖(见图5),画面背景为一歇山式屋顶建筑,屋前有一炉、三瓮、一盛酒的大缸,墙上还挂有两个酒壶一样的容器。一人正拿着一勺从大缸中舀酒出来,炉后一人似为店主。屋外有三人,似为买主,有推车的、挑酒瓮的已买酒离去。彭州市升平乡收集到的羊尊酒肆画像砖(见图6),画面右侧酒肆”为单檐四阿式顶,屋内摆设有一案、酒瓮、大酒缸,屋外还放有一方形大案,上置两羊尊和一方形酒器。画面中有买卖者共五人,有沽酒的、有挑酒瓮而来、推酒车离去的。



四川出土酒肆画像砖较多,这与四川自古以来的酿酒、饮酒传统有关。到汉代,蜀中酒风更盛,最著名的事迹当数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炉卖酒。《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於市中。集解韦昭注说:炉,酒肆也,以土为堕,边高似炉。”[6]P3000-3001)比照司马相如的这幅形象的描述,与酒肆画像砖中的人物形象何其相似。酒肆图中前来买酒的人往往推车而来,装酒的器皿也不小,可见产量与销量都不小。从酒肆图中的摆设布置、人物关系我们能够了解到当时市肆中酒类买卖的大致情形。

四川汉代农事画像砖则更多,择其要者说之,主要有播种、薅秧、收获、采莲、渔猎、桑园等。表现种植环节的画像砖有播种画像砖(见图7)、薅秧画像砖(见图8)、农事画像砖(见图9)、桑园画像砖(见图10)。前两砖均为四川新都出土。前者画面三人为着短衣的劳动者,一人在前松土,二人随其后播种。后者画面左边是二人在用脚薅秧,这是蜀之传统耕作方法,沿袭到现在;右边二人在用镰清理荷田。农事砖为四川什邡出土,画面左边是农人在进行除草等农事活动。桑园砖为四川彭州出土,画面中一农人正手持长竿,对桑园进行看护。

表现收获环节的有四川大邑出土的收获弋射砖(见图11),四川新都出土的采莲砖(见次页图12),四川彭州出土的拾螺砖(见次页图13)。收获弋射砖画面上部是有人在射猎飞禽,下部为一群农人正用镰收割,最左下一人正挑着禾担要离开。采莲砖上是二人驾小舟在莲塘中采莲,塘中还养有鱼、蟹、鸭等。采螺砖画面上有四人在弯腰拾螺,图中还有鱼有鸭。这几幅图中的鱼、蟹、鸭、螺应都是农人的收获物,呈现一派丰收繁忙景象。





二、汉代蜀之农业发展及与各地的商贸往来

四川画像砖中表现农桑和表现市肆的数量相对较多,从中也可看出农桑与商贸的关系。秦开都江堰工程,对蜀地农业生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秦时既已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1]P202)。汉代继之,仍十分注重管理和修建水利,都江堰持续发挥作用,灌溉面积也进一步扩大。如汉文帝时,蜀郡太守文翁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1]P214)。《华阳国志·蜀志》中多处记蜀之某某地有好稻田”“渔田之饶”“泉水稻田。四川汉墓出土了不少的陶水田模型,说明当地稻米生产十分普遍。对当时的水稻产量也有如下记载:绵(绵竹)与雒(广汉)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在当时已是相当高产了[1]P259)。而汉代时,铁农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也使农业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蜀地生产的农具锸不仅供应本地,而且销往外地。蜀地的水利、气候、地理条件、农业生产资料等都保证了谷物的产量,秦、汉时代的蜀已是国家之粮仓。西汉初年,蜀地生产的粮食就多次用于周济其他地方的饥荒。《汉书·食货志》载汉初,民失作业,而大饥馑……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3]P159)。《史记·平准书》载汉武帝时,山东受灾,下巴蜀粟以振之”[6]P1437)。



秦汉时期蜀之粮食被调济他地,虽然是官府行为,但也是一种物资的流通,而民间的物资交流及商贸往来可能就从来没停止过。特别是汉代时,版图广大,社会稳定,与外界的人员、物资交流更加频繁,大一统的国家为商品物流交易提供了更方便、更广大的空间。虽说汉初有重农抑商之举,但无关隘阻隔的交通对商贸物资的往来肯定是方便不少,而且有汉一代,并未对商人征收关税,也是促进商贸发展的一大原因。《史记·货殖列传》云: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6]P3261)西汉时期关中长安等地与南面巴蜀之地的商品贸易往来已很常见。同书又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6]P3261-3262)考古发现在新疆也有蜀锦出土,如著名的五星出东方锦,蜀向北、西北方的交易可见一斑;南面,蜀与身毒等国的交往自先秦以来就已存在,如蜀布、邛杖之发现。到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史记·平准书》说: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6]P1421)之后,蜀更成为大汉与西南的商贸中枢,近年来在云南出土了汉代蜀郡生产的铁锸。东向,借助长江水道之便利进行贸易往来,马王堆汉墓即出土了蜀地生产的漆器。而蜀锦更是远销东南,如《太平御览》卷815“布帛部引山谦之《丹阳记》中说: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布于蜀,而吴亦资西道。”[5]P3624)蜀与各地的商贸往来已甚为可观。巵厄

人口是衡量一个城市繁华程度的指标之一。以成都的人口增长为例,成都所在蜀郡在西汉时有属县十五:成都、郫、繁、广都、临邛、江原、青衣等,到西汉末年已成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元始二年光成都一县的户口既有约7.6万余,仅次于长安。人口增加的背后必须有充足的物资供给,稻米等五谷杂粮以及猪、牛、羊、鸡、鸭、鱼、瓜果蔬菜、桑麻等是必不可少的,而在农业社会,这一切都有赖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当农业发达,农副产品有多余之时,必有贸易的需求。比如蜀酒的兴盛就与蜀地的谷物种植业发达有关,粮食多了才有余力来酿造需要耗用大量粮食的酒。酒肆画像砖一方面反映了蜀地农业的发达程度;另一方面又见证了农产品升级加工后的贸易繁荣。距汉不远之晋人左思在其《蜀都赋》中对成都的繁荣有详细瑰丽的刻画: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麫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舆辇杂沓,冠带混并。累毂叠迹,叛衍相倾。喧哗鼎沸,则哤聒宇宙;嚣尘张天,则埃壒曜灵。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籯金所过。”[2]P96)成都城之少城滨江临水,水路转运便利,因此少城的西南部就逐渐成了物资集中之地,从而在少城西南建立了南市。少城南部,本为商业区,其后发展至城外郫江之南,故城门曰市桥门,桥曰市桥。桥南为南市,在少城西南。因此间有二江流抱,交通便利,且原为商业互市之区,货物散集之所。开辟西南后,商业繁荣,人口增加,因而渐向城外西南二江之间发展成为南市,与外江两岸之锦官城、车官城隔江相望。南市区域在市桥之南,即今西较场一带,或更西至青羊宫。”[7]P22)如此庞大的市场,虽然目前看来能确认与农业有关的交易物类主要有锸、蒟酱、酒、丝绸、漆器、木器等,但其他品类的贸易不能说与农业就无丝毫关系,毕竟在农业社会,农业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石。

三、结语

汉代的四川农业发达,人口与财富迅速增长,并带来了长期的商贸繁荣。四川出土的汉代市肆、农事画像砖是很重要的图像资料。农事画像砖使我们了解到蜀之农业概况,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体现了农业的发展水平;市肆画像砖使我们能直观地看到当时市场的形态:以四面墙围合成一个独立的区域,四周设门以供出入,中心是为管理者使用的市楼,楼上悬鼓一面,用于开市和闭市。围绕着市楼,又以通道(隧)和列肆将区内划分成几大块,用于各种不同的商品交易。在汉代的规模、布局、管理更加完善。两类画像砖图呈现给我们的是汉代四川农事繁忙、市场聚物、买卖兴隆、管理有方。


参考文献:

[1](晋)常璩.华阳国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4.

[2](南朝梁)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晋)崔豹.古今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宋)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6](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M].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