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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如何吸取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

作者:桑玉成  责任编辑:周 洁  信息来源:《新视野》2019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9-05-31  浏览次数: 119

【摘 要】作为一门治国安邦的学问,政治学需要从人类的政治实践中不断地吸取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正是人类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得以不断地启迪人们在其政治实践中有效地解决日益复杂的政治问题,使人类的政治文明得以弘扬和发展。比较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是政治学吸取人类政治经验和智慧的最为普遍的也是最为基本的方法。学界由于其专业性的知识生产工作,所以对发现以及传承人类政治经验和智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民间以及特定的人群中,也具有一定的政治经验和智慧,所以从社会资源中广泛挖掘政治经验和智慧,也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渠道。

【关键词】政治学;治国理政;政治经验;政治智慧


列宁曾经说过,政治是科学,也是艺术。[1]而从科学和艺术的角度来看政治,政治也必有其规律性和技巧性。应该说,在人类长期的政治史上,已经积累了丰厚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尽管在不同的国度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人类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往往也能够为人类的不断进化和发展提供借鉴。正是人类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得以不断地启迪人们在其政治实践中有效地解决日益复杂的政治问题,使人类的政治文明得以弘扬和发展。甚至可以说,一定时期的政治实践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吸取人类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解决政治问题的能力和效力。因此,对于研究治国理政要义的政治学说,如何吸取人类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

一、政治学的使命与政治学的复杂性

就其基本性质而论,政治学是一门关于治国安邦或者说治国理政的学问。如果说,在人类的早期,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成熟的国家和政治现象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国家结构和社会组织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因而治国安邦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日益复杂。

自从有关于政治的研究以来,很多思想家都注意到,政治学是一门最难最复杂的学问。古希腊的大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尽管正如我们所能想像到的,那个时候治国安邦所面临的问题绝对不能与现代社会同日而语。之所以说政治学是一门最难最复杂的学问,主要是基以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政治学致力于人类良善政治生活的建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那是追求一种“人类最高的善业”。[2]从这个角度出发,政治学至少要解决这样的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设计人类良善政治生活的理想蓝图并致力于付诸实践。尽管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人,可能对何为良善的政治生活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作为国家,人类的政治共同体,需要在一般的意义上对人类良善的政治生活作出规划和设计。

第二,设计科学合理的组织和制度,使千差万别的人类能够各安本分、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共存共荣。人类始终存在着差别,存在着不平等,存在着利益的分化,还存在着由于种族、民族、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形成的群体差异,存在着由于生理、心理以及其他因素导致的个人的不同,更存在着人与人之间在价值、观念、思想等等方面的分歧。而如何使千差万别的人类能够共存,这就需要有科学合理的组织和制度。

第三,设计科学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以提高在非暴力状态下解决人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当代政治哲学家萨拜因就说,所谓政治学说,就是关于有效解决人类集体生活之矛盾和冲突的思想和主张。早期国家之所以产生,实际上也正是为了协调矛盾和冲突的需要。恩格斯在其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说,国家作为社会的公共权力,是一种与社会相分离的力量,[3]其产生及其存在的根据,就是以其公共权力的特性,来维系社会的秩序,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4]从政治学说的角度来说,国家保障秩序的功能是与暴力相联系的,但是,暴力是国家及其政权的最后手段,而不是、也不能是经常性的手段。人类政治生活中所面临的很多问题是需要用非暴力来解决。

上述三大问题,都是非常复杂、难度很大的问题。可以这样说,自从有了国家以来,我们还不能说哪一个国家就已经完全解决了上述的问题。

二是政治学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人”。英国思想家霍布斯著有《利维坦》一书,当为思想史上关于国家学说的重要经典。在这部以研究国家为内容的著作中,霍布斯在其第一部分就用了大量的篇幅,探讨了人的问题。因为,人是国家的元素,也是国家的基础;是国家的出发点,也是国家存在的目的。因此,政治学作为治国安邦的学问,必须首先从研究人开始。而当我们研究人的时候就会发现,就研究对象这一意义上说,人的复杂性是任何其他对象所不可比拟的。人的复杂性无论是在生理学上,还是在政治学上,都是如此。可以这样认为,世界上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个不同的“样本”,我们不可能找到两个在思维、想法、观点等方面完全相同的人。

我们必须承认,正是因为人的复杂性,所以在任何国度任何情况下,人类的政治生活都会面临到很多具有基础性的矛盾,譬如:人的平等性诉求与人的不平等特质的矛盾。追求平等是人类的天性,但是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人都具有不平等的特质。所以诸如公平正义问题等等,就成了人类永恒的困境和难题。再譬如,人的集体性生活与人的个体性差异的矛盾。人是天生要过集体生活的,但是人的个性差异又是人的集体生活的基础。这正如戏剧舞台一样,同一的角色不可能成为一台戏。人类社会也是这样,自从有了政治社会以来,有官有民有贫有富,这官官民民贫贫富富才得以形成丰富多彩的社会大舞台。问题正在于,政治学需要研究,如何通过良好的组织和制度,使千差万别的人类能够在这样的社会大舞台上各按本分、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共存共荣。

二、政治学需要破解的一些结构性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政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同时,政治发展中的一些结构性难题依然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运用更多的智慧和经验给予破解。我们都知道,党的十八大明确地提出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双百愿景”,即在建党一百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到新中国建国一百年的时候,要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在,我们离第一个“百年”已经非常接近,紧接着就是如何去实现第二个百年的目标问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千万不能认为离第二个“百年”的时间还很遥远,其实也就只有那么三十年的时间,党的十九大也因此而提出了关于如何走过这个三十年的原则性步骤。在这种情况下,有大量问题需要政治学去深入研究。尤其是,就我国的政治发展而言,政治学迫切需要很好地去研究以下一些基础性的也是结构性的难题。

一是如何形成并确立关于我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共识。近些年来,我们在关于政治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似乎难以形成基本的目标共识。譬如说,我们第二个百年的愿景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个愿景中,民主毫无疑问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在我们的政治学研究中,究竟如何理解民主,甚至民主是不是我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似乎都有不同程度的争论,甚至还有一股反民主的思潮,这就严重影响到这一目标共识的形成。因此,如何准确地对待民主尤其是作为第二个百年愿景的民主目标,是政治学需要研究并给予回答的重大问题。

二是如何探索一种满足“社会主义、中国国情、人类进步”三向度目标的政治发展模式。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说,我国的政治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走改弦更辙的邪路,也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这是基本的既定原则。也就是说,思考我国的政治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和道路。同时,一国的政治发展必须充分考虑其历史的文化的传统的基础,也即要适合我国国情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可以为解决全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政治发展还有一个积极符合人类进步取向的问题。因此,如何探索既坚持社会主义、又符合中国国情、还能够符合人类进步取向的三向度的政治发展模式,也是政治学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三是如何设计关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原则统一的体制结构和运行方式。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特点,也是这一民主模式的优势之所在。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的三原则统一,既是原则性规定,但也需要有具体的制度规范和程序规则加以贯彻。譬如说,我们说这个三原则的统一,就是说,能够统一或者说始终保持着统一,一定是一个非常完满的事情,但是既然讲统一,那也有可能会发生不统一的情况。所以,政治学就要研究,如果这样的三原则发生了不统一的情况,那如何整合、如何协调并使其达至统一。

四是如何正确处理政治生态与合理借鉴的关系。历史和逻辑都告诉我们,一国的政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赖以生存的“土壤”。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著有传世之作《论法的精神》,非常精辟地阐释了一国政治与其历史、传统、文化、习俗乃至于自然条件的关系。这被认为是政治生态观的基本思想。但是同时,由于世界化、全球化的进程,一国在其政治发展中合理借鉴他国的经验,也是获得良好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是,这其中的“度”究竟如何把握,也是政治学研究的一大难题。

五是如何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与规划以推进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以提高社会成员对于政治发展的预期。政治发展需不需要、能不能制定规划,有没有政治发展的规划和预期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具备了对政治发展的认知条件和知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推动政治发展的使命和责任。所以,如何遵循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制定切实可行的政治发展战略和规划,当能使社会形成关于政治发展的预期,从而以此来奠定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在这方面,政治学尤其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三、历史与比较:吸取政治经验和智慧的基本方法

正是由于人以及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所以千百年来,人类进行了反反复复的积极的实践和探索,来寻求关于破解人类集体生活矛盾和困境的方案。历史经验表明,人类在解决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面前,也并不是束手无策。一部人类的政治文明史告诉我们,与人类不断地征服自然、并在自然界中获得良好生存条件一样,人类也通过多少年、多少代的努力,积累了很多关于解决人类政治难题和政治困境的智慧和经验。

人类在其发展长河中,发明了火,发明了蒸汽机,发明了互联网……,改变了、也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同样,在政治生活领域,人类也发明了很多可见和不可见的东西。譬如说,在人类的政治发展史上,“议会”这个结构的发明,在人类解决集体生活之困境和难题方面就迈开了很大的一步。“议会”之所以被发明,是因为人们认识到,这个国家的主权是人民的,人民由于数量众多,实际上无法都来直接执掌国家的权力,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自由而公正的选举,让他们选出的代表,来代为人民议政。此即所谓“代议制”是也。不可否认的是,议会被发明之后,国家的权力就不再被君王一人或者其他什么少数人所垄断,也不再需要通过战争、革命来实现政权的更替,因为,可以在每隔三五年之后,由人民通过选举方式来决定谁或者哪些人来代为执掌理应属于他们自己的政权。另一方面,自从议会被发明之后,很多与此相关的制度性设施也随之得以建立。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内阁制度、司法制度、财政制度等等,几乎无一不与议会制度有关。正是议会制度与其他相关的制度体系,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

但是相对而言,人类在改变以及改善其物质生活方面所作出的发明及其对人类的贡献,要远远多于人类在政治生活领域的发明。也正因为如此,到了我们今天这样的时代,人类的物质生活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几乎全世界的人民都享受到了现代科技发展为人类物质生活所提供的条件和便利。但是,迄今为止,人类在很多政治生活的困境和难题面前,有时候还显得束手无策。民族宗教问题,领土争端问题,专制独裁问题,政治腐败问题……,一系列人类政治生活所面临的困境和难题,人类尚没有太多的或者说根本性的化解之道。

然而毕竟,人类的很多政治发明,在人类解决集体生活之困境和难题方面迈开了很大的一步,从而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上,人类的政治生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政治学说所需要研究的,正是在人类的政治生活实践中,总结、提炼人类为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和难题所积累的智慧和经验,并进而总结归纳出人类政治生活的规律,以少走弯路,更好地解决人类的政治问题。

一般而言,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在如何吸取人类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和经验方面,有两个基本的途径,那就是所谓历史的方法与比较的方法。

在历史长河中获得治国理政的智慧和经验,所谓前车之鉴,所谓吃一堑长一智,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得以延续,得以发展,毫无疑问,那一定具有其得以延续和发展的理由。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来说,那也一定积累有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和智慧。在我国悠悠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先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治国理政的精神财富。当然,作为历史的积累,对于今天的时代来说,那也一定既有精华又有糟粕。这就需要政治学研究始终抱持一个科学的精神和态度,注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不断提升治国理政的水平。

当然,历史和传统本身就具有传承和沉淀的机制,尤其是那些文化性的因素,往往一代一代地聚集下来并传承下去。譬如说,尽管近代以来我国经历了一系列革命性变革,推翻了旧的政权并相应地建立了新型的国家政权,但尚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长期以来的历史和文化沉淀。诚如邓小平所说过的,旧社会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比较多,民主法治的传统比较少。[5]因此,在从历史长河中获得治国理政的智慧和经验的时候,特别需要有反思和批评的精神,切不可敝帚自珍,抱残守缺。惟其如此,才能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比较研究中获得智慧和经验,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是这个道理。历史和逻辑都表明,尽管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度在不同的文化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政治生活方式,但是,由于构成政治生活的基本要素是“人”,而由于“人”的共性特征,所以面临到的集体生活的困境和难题往往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手段也一定具有共通的因素。这就比方说,用在不同地方的发动机马力、型号都可能不一样,但是其机械原理是一样的。

人类以及人类集体生活始终具有共性和个性的两个方面特征。司马迁曾经引用过这样一句谚语,叫做“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说明了人类及其集体生活的个性差异。但是在个性差异的另一面,也存在着其共同的特点。譬如说,一个社会要将各种具有个性差异的人有序组织起来,这个就是所有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课题。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工业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交互性发展。在17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就非常精辟地阐述了由于工业革命而推动的全球化走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而且,他们还进一步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了公共的财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已经超越了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意味了,域外治国理政的很多经验和智慧,甚至也可以是作为“公共的财产”而为人类所共同享用。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也确实可以注意到,人类社会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度,都有很多可供我们吸取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在合理配置公共权力的结构、有效制约权力的滥用、保障公民的权利、提高国家治理的效率等方面,都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和智慧可以借鉴。

四、学界生产治国理政经验和智慧的可能性

所以,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是政治学吸取治国理政智慧和经验的基本方法。在这里,无论是历史的方法还是比较的方法,都离不开学界的功能性、专业性工作。治国理政实务工作者与治国理政研究者的一个重要区别正是在于:前者在实践着治国理政的各项工作,后者在观察思考着治国理政的各种问题。

治国理政实务界积极向学界吸取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当是古往今来之通例。早在我国的战国时期,一国强盛与否的一个重要原因,往往与国君是否能够启用贤能有关,所谓“人存政兴,人亡政息”就是说得这个道理。事实上,近现代的政治实践也充分说明了学界所具有的丰厚的治国理政之经验和智慧。我们注意到,一些国家的进化和发展无不与思想的启蒙与知识的普及有关。所以,即使在当代,人们也有那种所谓“政治求助于科学、官员求助于学者”的理念,[6]这个理念为搭建政界与学界的沟通和互动渠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当今社会,由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取向以及治国理政实务界对教育和知识的重视,使得实务界的教育水平和知识水平都有非常明显的提高,这使得政界与学界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政界与学界人士的知识和文化程度已经处在了同一的水平,这跟过去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过去,譬如说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一方面,由于当时我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还刚刚起步,培养的各类人才尚没有大量地进入公共机构;另一方面,当时活跃在政界的大批实务人士,基本上都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能够得到良好高等教育的甚少。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早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级各类领导干部面临到了很多新课题和新任务,因而渴求知识的欲望迅速增长。今天的情况甚至在某些方面恰恰相反。相对而言,政界在获取并掌握信息、处理复杂事务方面的机会和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学界。曾有政界人士对学界人士表示:你们知道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你们不知道的情况我们也知道;你们考虑的问题我们都考虑过,你们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我们也考虑过。在情势极为复杂的当今社会,这种说法尽管有点极端化,但是其反映的政界优势确实存在。

但是也必须看到,由于政界与学界的不同角色和职能定位,两者的立场、价值观和视野均会产生重大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在学界吸取治国理政之经验和智慧,当能起到取长补短之功效。重视在学界吸取治国理政之经验和智慧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学界从来就具有生产知识和思想的功能,因而其不仅仅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直接的智力和知识支持,而且更重要的是,学界可以为治国理政实务界提供强有力的道义支撑和认同基础。历史和逻辑都表明,唯有政界与学界保持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其政治才能得以昌明;反之,如果学界与政界离心离德,其政治的认同性即会受到严重影响。

五、广泛挖掘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的社会资源

当然,我们也完全有必要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吸取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尤其是,我们要高度重视一些尚未完全开发甚至完全忽略的领域,这些领域具有的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是我们政治学研究的宝贵财富。

一是民间。所谓高手在民间,治国理政的领域也不例外。当年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一直在我国传为佳话。尽管现代的教育体系、政治体系完全不可能出现类似三顾茅庐的情况,但是这种精神依然是值得称颂的。现代政治体系已经完成了其高度专业化、职业化的过程,但是广泛吸取来自民间的治国理政经验和智慧,也应该是现代政治体系得以发展完善的重要基础。所谓民间的经验和智慧,主要包括了民情、民意、民智三个方面。通过对于民情的了解和把握,可以检验治国理政的成败得失,也可以以此作为制定或完善公共政策的依据。对于民意来说,从来就是治国理政的基石。对于政治体系的认同与否,对于公共政策的受损受益,对于政治人物的拥护与不拥护,民意都是最好的测量器。民智是最为接地气的治国理政经验和智慧的重要来源,是否能够吸取民间的经验和智慧,不仅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也是提高治国理政水平的基础。

二是退休后的领导干部。在我们的政治实践中,从来就重视传承的意义。一般而言,领导干部在职的时候,由于其处于治国理政的第一线,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事务,所以相对来说主要集中于治国理政的实践性工作。更为重要的是,职业规范以及职业主义的要求,使得在职领导干部面对和思考的范围和领域都有特定的限制。而当领导干部退下来之后,不仅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思考一些问题,而且还可以超越原来的职业规范和职业主义要求,来总结和反思其领导工作的经历,进而为后人提供经验和智慧。

三是被处理的领导干部。在当下,我们非常有必要通过这样的途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吸取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然而,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将从严治党工作推向新的高度,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在近年来的反腐斗争中,我们处理了一些领导干部。这些领导干部之所以走向腐败的深渊,固然与其主观方面的原因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从这些领导干部的亲身感受和切身体会中,来总结那么多领导干部之所以陷入腐败的体制性、文化性、主观性等等方面的原因,当能为我们提供极为丰富的教训和启示。


注释:

[1]《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7页。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89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2页。

[6]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为美国化解了危机,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人们提出了“政治求助于科学,官员求助于学者”的主张,希望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面对实际,研究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以使社会保持良性发展。参见桑玉成、刘百鸣:《公共政策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