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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边界视野下赣南畲族与客家共生互补关系

作者:李安辉 钟观福  责任编辑:周 洁  信息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9-05-19  浏览次数: 158

【摘 要】族群边界视野下赣南畲族与客家的共生互补关系是散杂居地区多民族共生互补的一个范例。隋唐之际,赣南畲族与客家开始频繁接触,双方形成生态意义上的共生区域。南宋时期,经过长时间的碰撞冲突,双方的族群边界开始变得模糊,在文化上形成共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确立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赣南畲族经历了由客转畲的民族身份转变,在历史记忆的碎片中重构了本民族文化,畲族与客家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和而不同、共生互补关系。

【关键词】族群边界;赣南;畲客关系;共生互补


依据巴斯的族群边界观点,族群边界视野下的民族关系既有斗争排斥的竞争关系,也有共生互补的依赖关系。在一个包容性的社会体系中,各族群关系主要表现为共生与互补。赣南畲族与客家的关系经历了由竞争排斥向依赖互助的转变。进入新时代,和而不同、共生互补是赣南畲族与客家关系的显著特点。赣南位于江西省南部,主要指赣州市范围内的地理区域。目前,江西畲族人口约有10万人,赣南达7万余人,主要分布在南康、兴国、信丰、上犹、大余、于都、会昌、寻乌、崇义、赣县、宁都等地。赣州市有南康区赤土畲族乡和30个畲族村(1)。国务院正式确认畲族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单一少数民族是1956年,但是,赣南大批畲族拥有民族身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完成的由客家到畲族的身份转变。赣南畲族恢复民族成份已有30年,探讨赣南畲族与客家(2)的互动关系,旨在回望历史,不忘初心,正确看待从客家到畲族的共生互补关系。本文是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3),结合20172018年在赣州市南康赤土畲族乡的田野调查,从族群边界视角提出由客入畲身份转变的理论范式,阐述客家与畲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呈现客家与畲族的共生互补关系,为散杂居地区和谐民族关系研究提供实践案例,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与新时代“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支撑。

一、理论与范式:共生互补

共生(Symbiosis)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是1879年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de Bary)提出的生物学名词,主要是指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植物学家G.D.Scott1969年提出:共生是两个或多个生物在生理上相互依存程度达到平衡状态。1970年美国生物学家马格里斯(Margulis)提出“细胞共生学”,1981年又从生态学角度指出:“共生是不同生物种类成员在不同生活周期中重要组合部分的联合。”[1]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曾从后工业社会生产和信息的共生出发,提出“共生的理想是力图承认相互的圣域的思想”[2]79,用“圣域”涵盖信仰、民族传统和文化,主张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必须承认“相互的圣域”,这才是共生的理想。哲学家尾关周二在重视“同质性”与“异质性”两种不同观点基础上提出“共生”与“共同”相互补充的理念。[3]131

在中国,源于生物界的共生概念和方法理论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已不为生物学家、生态学家所独享,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民族学诸多领域得到运用和实施。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乡土中国》有“共生与契洽”一节,说到共生:“吉丁斯(Giddings)认为社会的基础是同类意识。所谓同类意识,也就是指有相同人格承认。同类是推己及人的结果。帕克更明白地说明在人类中可以有两种人和人的关系:一种是把人看成自己的工具;一种是把人看成也同样具有意识和人格的对手。前者关系他称作Symbiosis(共生),后者关系他称作Consensus(契洽)”。“在人类里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关系。他们愿意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来成全别人的意志。成全别人和利用别人,正是一个对照。同心同德,大家为了一个公共的企图而分工努力,就是帕克所谓的Consensus。在这种契洽关系中,才发生道德,而不单是利害了;在这里才有忠恕之道,才有社会,才有团体。”[4]360可见,“共生”与“契洽”是人与人、团体、社会之间相互需求、相互依存的生存状态。

近年来,在散杂居民族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南民族大学教授许宪隆的带领下,运用共生理论分析民族关系问题,提出“共生互补”理念,并对其进行了系统阐述,使之在散杂居民族研究领域得到运用发展。(4)散杂居民族研究专业委员会团队认为:民族共生理论包括民族共生单元、民族共生模式、民族共生界面三个层次。[5]共生互补“是指人类的活动及其结果要确保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和睦共存、和谐共生、取长补短、互利共赢、互助互动、协同进化和发展……它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共生互补,又包括人类世界中的共生互补”。“在内容上,它包括经济系统的共生互补、文化系统的共生互补、政治系统的共生互补和社会系统的共生互补四个方面。”[6]“共生互补”是顺应社会主义时期新型民族关系提出的一种理论方法,对于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以及族群边界视野下民族关系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迁入与迁出:共生区域的形成

关于畲族起源的居住区域,持武陵蛮说和古代越族后裔说的学者认为“最迟在七世纪初隋唐之际,畲族已定居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区了”[7]11。费孝通先生认为畲族是东夷后裔,自春秋战国时便开始向南岭地区迁移。“春秋战国时代的东夷中靠西南的一支,他们起初生活在黄河和淮河之间……这一批人,后来向长江流域移动……从南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结合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畲……东夷中靠西的那部分经过2000年的流动,现在还留着一些后裔,保留了他们的民族特点,成为瑶、苗和畲。”[8]25有史料记载:“五华上古居民历史上属越族”[9]579,“兴宁县境,古为古越诸地”[10]781。由此可推测:畲、瑶是古代越人后裔,早于客家迁入赣南边界,成为这一地区的原住民。

那么,客家先民最早从什么时候迁往赣南地区呢?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中提出:汉族南迁开始于东晋时期,共有五次大迁徙,直到第二、三次迁徙即唐末至北宋,南迁的汉人才抵达闽、粤、赣交界的山区,认为赣南客家多为唐宋移民,大量汉人迁入这一地区的时间最早为唐末。[11]19根据地理志有关记载,赣南地区的户口,宋代增幅较大。北宋元丰初年至崇宁初年赣南有代表性的路府州军户口变化状况:赣南(含虔州、南安军)元丰初户数133929户,其中虔州98130户;到崇宁初户数达310153户,其中虔州达272432户,增幅达132%,净增176224户,若以虔州计,主客户增幅更高达178%,净增174302户。同时期全国户口增幅为36%。而元丰初江南东路、淮南西路、荆湖北路户数分别为1127311户、744499户、589302户,到崇宁初户数1022168户、709919户、580636户,为负增长。这种此消彼长现象说明这一时期赣南接受了大量外来移民,而且这些移民主要来自上述呈负增长的三路。此后,元明清时赣南地区户口不再有飞速增长的现象,说明北宋中后期是赣南地区接受外来移民的高峰期。[12]75-76

畲族和客家大约在唐朝末年已有一定程度的接触,宋代接触最为频繁。而赣南地区成为这两个族群的共生区域。在这一区域内,族群边界是值得思考和探究的一个问题。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在两个或更多的族群所接触的区域里,他们的适应性可能包括以下几种形式:“在自然环境中他们可能占据了明显不同的生态位并且处于最低限度的资源竞争中。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共居在同一区域,他们的相互依赖性还是受到了限制;他们可能垄断了不同的领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处于资源竞争中,并且他们的相融涉及边界政治问题”[13]11。早期畲族先民和客家先民虽然共同居住在赣南边区,但他们在生态上并不相互依赖,处于各类资源竞争中,在边界问题上存在领土和文化价值的资源竞争。从人口统计学的观点来看,两个族群人口规模的差异会对彼此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复杂的人口运动和调整过程中,除了生育率和死亡率之外,移民和征服也影响着人口数量的平衡,甚至对族群的再分布和关系产生重要作用。历史上,闽粤赣交界地区早期大量汉族的迁入打破了当地族群人口数量的平衡,在资源竞争中,畲族处于阶级和民族压迫的不利地位,或被迫留居原地,或被迫迁往更深的山林,或被迫进行远离故土的大迁移。从隋唐至明清,畲族的迁移路线:一是从广东潮州府至贵州都匀市,从广东出发经福建、江西进入贵州,江西铅山、贵溪是两条线路的汇合点。二是从广东潮州府至浙江温州和安徽宁国,从广东出发经福建进入浙江和安徽,福建福安是两条线路的汇合点。[7]36从其迁徙路线可知,畲族祖源地在广东潮州,迁移途中经过或定居赣南,较远地点为贵州、浙江和安徽一带。从而,赣南是客家与畲族在迁入居住与迁徙停留之中交汇的共生区域。

三、碰撞与融合:文化共性的形成

畲族与客家是两个不同的族群,各有其文化特征。共存于同一区域的族群,人们期望两者之间的差异减少,产生良性互动或价值观的一致性,即文化的相似性或文化共性。文化共性使不同族群对彼此产生部分认同,即存在文化上的同一性。在多民族的社会体系内,族群间绝对的差异或绝对的同一都不能使彼此共生互补,只有双方形成文化共性才能在差异中同一,文化上的部分认同成为双方共生互补的纽带。赣南畲族与客家的文化共性是双方在长期的历史互动中形成的。客家是生活在山区融合少数民族特征的汉族支系,在闽粤赣交界处的畲族、汉族等民族互通婚姻,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继承或融合了百越、畲族、汉族文化,形成相对稳定的客家民系。

历史上畲族与属于汉族支系的客家有共同反对历代封建压迫或统治斗争的历史记忆。唐“高宗总章二年(669),泉、潮间蛮僚啸乱”[14]卷一,这是畲族人民爆发的首次起义,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平乱。唐仪凤二年(677),农民起义军首领陈谦和畲族起义军首领苗自成、雷万兴等人在广东起义,联合攻陷了广东的潮阳。唐高宗永隆二年(681),畲族人民在粤东一带再次起义,陈元光再次领兵镇压,并通过建立州县,加强对畲族人民的统治。唐中宗景龙二年(708),雷万兴和苗自成的儿子以及蓝奉高等人在潮州一带领导了声势更为浩大的畲汉人民起义。唐睿宗景云二年(711),陈元光被刺伤而死。[7]59唐玄宗开元三年(715),杀了蓝奉高,镇压了起义队伍。南宋迁都临安,对赣南百姓压迫与控制进一步加强。宁宗嘉定二年(1209),在江西爆发了以李元励为首的规模较大的反抗斗争,“(嘉定二年十一月)郴州黑风峒寇李元励作乱,众数万,连破吉、郴诸县,诏遣荆、鄂、江、池四州军讨之。”[15]卷三九宋理宗时,宝庆元年(1225),赣州爆发了以陈三枪和钟全为首的畲、汉人民联合大起义。理宗景定三年(1262),漳、汀地区畲族人民又发起了另一次大规模的起义斗争。总之,唐朝以来的数次起义斗争加深了畲汉两族的交流。这一时期两族人民在政治上相互依赖,共同进退,也奠定了元明清联合反抗封建压迫统治的主基调。

从民族关系的视角看,唐朝时期畲族与汉族(客家)互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以陈氏家族为代表的北方汉人集体前往岭南地区,开始接触当地畲族,其互动形式以镇压、斗争为主。另一方面是畲族与当地早期汉人联合反抗唐王朝的统治。斗争与合作使两个群体不可避免地产生碰撞与融合。陈氏家族为镇压畲族人民起义,进行了几代经营,所带北方部众不过百人,为壮大队伍需要招募当地畲民,有部分降服的畲族士兵进入汉族的队伍,不愿降服的畲民被迫迁往更深远的山林。畲族与汉族联合起义抗争,说明早前畲族与当地汉族有了初步的融合,具有利益共同体的紧密联系。

从族群关系的角度看,唐宋时期是畲族先民与客家先民从碰撞到融合的时期,是族群间旧边界破坏、新边界形成时期。一方面,畲汉两族人民联合起义队伍中的汉族是早先进入赣南地区的客家先民,和畲族先民都属于边区人民,彼此熟悉,在文化上既有差异又有生活习俗的共性,因而可以彼此合作。另一方面,以唐朝为例来看,以陈元光为代表的北方汉族带领北方人口迁至岭南地区,这些人是中原汉人,在文化、身份、政治、经济、技术等领域占据优势地位。因而在与当地畲族和汉族争夺土地、人口、生产等资源上具有极大优势,双方在文化上差异明显,不具有认同因素,从而造成频繁的碰撞冲突。可以说,畲族历代反抗斗争主要是由北方的文化系统和南方的文化系统碰撞产生的。至南宋时,从北方迁入南方的汉族规模更加庞大,经过长时期的迁移,定居在闽粤赣边区的汉族人口也具有一定规模,在文化、血缘上有了较多融合。基于文化共性的价值认同,“蛮汉人民的联合斗争成为了彼此关系的主流,在合作中加深了交流,加强了融合,因而形成了畲族先民与客家先民关系的新格局”[16]

四、边界与重塑:共同记忆与族群构建

1956年,畲族被国务院正式认定为少数民族。1979113日,国家民委发出《关于抓紧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快解决民族识别工作中的遗留问题。19811128日,国务院人口普查小组、公安部和国家民委联合发布《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份的处理原则的通知》,明确了恢复或改正民族成份的十条处理原则。198228日,国家民委发布《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份问题的补充通知》。[17]1061981年《江西日报》等媒体刊登安远寻乌等县恢复部分蓝姓村民为畲族成份的报道,引起了居住在赣南的同姓村民的极大关注。赣南蓝姓、雷姓村民纷纷要求恢复畲族身份。1986年赤土乡有6223693人,其中蓝姓有2846人,提出恢复畲族身份申请。“据《蓝氏族谱》记载,太一郎居福建长汀……后由大一郎第十二世孙蓝柔重于康熙年间从信丰毬狮迁南康赤土花园里(旧称甘竹一堡)开户立居。该支为千一郎后裔,后千五郎后裔也先后定居赤土。”“已经恢复畲族的福建长汀、上杭,本省的安远、寻乌等县的蓝姓村民都是大一郎的后裔,均属畲族大一郎系。我们与上述同姓村民是嫡亲关系。……我们赤土乡蓝姓村民一致要求申请改正和恢复畲族成份。”[18]19881月,赤土畲族正式恢复民族身份,19908月确认花园、河坝、富田3个畲族村,20019月设立赤土畲族乡。从19841988年,赣南南康、信丰、上犹、兴国、大余、于都、会昌、寻乌、崇义、赣县、宁都、瑞金、安远、石城、龙南、黄金区、章贡区、全南、定南等19地蓝姓、雷姓陆续恢复了畲族身份。赣南畲族恢复畲族身份后,为建构自身话语体系,赣南畲族开始在历史记忆中追寻民族身份认同,在族群文化边界上进行重新划定以区别客家文化。“特定环境中的资源竞争与分配关系是一群人设定族群边界以排除他人,或改变族群边界以容纳他人的基本背景,这种族群边界的设定与改变,依赖的是共同历史记忆的建立与改变。”[19]249赣南畲族族群边界的重塑依赖于共同祖先、祖地的历史记忆,而族群历史记忆在强化畲族民族认同的同时又被族群认同的现实利益所驱动,在族群认同的根基性与工具性的相互作用下,赣南畲族得以重新划分边界,实现由客到畲的民族身份的转变。

(一)共同祖先的历史记忆

赣南畲族在民族身份识别前后,对自身共同的族源记忆是比较清晰的。在族源记忆上,兴国县畲族虽然有民族同化现象,但一直维持着盘瓠族源记忆的民族意识。非兴国县的畲民虽然“忘其所自来”,但对自身的祖先支系还是比较清楚的。在血缘认同上,上犹、南康的畲族被认为属于同一支系,寻乌、于都、会昌、安远的许多畲族相信他们属于同一始祖,对共同族源的依据主要为族谱。民族识别后,“蓝、雷、盘、钟”等姓氏成为畲族区分其他民族的标志。在微观情境研究中发现,南康赤土畲族有族源和姓氏的历史记忆。

新建于花园地前的家裕公祠是赤土畲民为祖先共同建立的祠堂,家裕公被认为是畲族共同先祖。祠堂内刊刻有南康县儒学蔡本撰写的家裕公简介:“家裕公,字再禄,生于康熙丁卯(1687)九月三十日卯时,殁于乾隆丙子(1756)十二月廿一日未时,享年69岁。具经济才,深为其尊,人所期许。自弱冠后,一切家政,独力任之,以无殆父母优(忧),且天性恬淡,不羡人爵之荣,惟以治田芜,崇节俭,俾得留馀,为长久之计。闾里咸啧匕(啧),称为隐君子……又创书屋,以教厚(后)昆,遽年隆礼延师,严立课程……元配李儒人,甘心淡泊,矢志精勤,贤声籍匕(籍),不减画荻芳名……”(5

从这段家裕公夫妇简介叙事可知:一是赣南南康的赤土畲族最早于明末清初便定居于该地,家裕公被认为是该地畲族的共同先祖。二是赤土畲族先祖崇尚儒家文化,以君子自称,以儒家孝道、忠信、气节作为价值规范,所交朋友多为名儒。这说明畲族先祖在清初已受汉文化涵化影响益深,已没有畲客之分。三是畲族先祖首创书屋教化乡人,这一历史记忆延续至今。现在赤土畲族乡除了创办有民族中学、民族小学外,也设置了农村书屋。

当问及更久远的祖先时,村民大多回答不上来,对祖先盘瓠信仰,只有老人的记忆中还存在着忌吃狗肉的说法,但不知盘瓠的存在。当地畲民对族源、姓氏的历史记忆的保存主要依赖客家文化事象中的祠堂、牌坊和族谱,对族群记忆存在着边界上的模糊性认知。

(二)祖地历史记忆的追寻

根据历史源流、堂名、字辈和《蓝氏族谱》等资料,赣南畲族身份得以恢复。1988121日,南康县人民政府印发了康政办(19882号文件《我县赤土等22个乡镇部分蓝姓村民恢复民族身份的通知》,标志着赤土蓝姓畲族正式恢复畲族身份。为加强族群认同,实现“由客到畲”的族群身份意识的转变,赤土畲族精英对祖地记忆进行了历史追寻,以便与祖先族源记忆有机地联系起来。“在原有的‘河南说’或‘中原说’与地方性的以宁化为中心的闽西记忆之间,国家话语中的潮州凤凰山逐渐转变成赣南畲族心目中的祖地及凝聚认同的场址。”[20]在江西信丰县蓝姓族谱中详细介绍了祖地凤凰山。把广东省潮州凤凰山作为畲民的祖地在国内基本取得共识。在《畲族简史》中的畲族迁徙路线之一为:广东潮州府、上杭、武平、长汀、宁化、江西铅山和江西贵溪、贵州麻江、凯里、福泉、都匀。其中上杭、武平、宁化等地均位于赣闽粤交界地区的福建境内,因此,赣南畲族祖地是广东潮州府的说法是赣南畲民们比较确信的一种话语。在1996年赤土畲族乡新修的族谱中,南康赤土畲族精英便把祖地来自广东这一话语在族谱中记录在册:“十三世孙柔重公,从广东南雄府保昌县天心坝下门迁居南康县甘竹一堡花园甲立基”[21]157,“十二世孙惟茂公,从广东惠州府河源县绣缎墟将军坑迁移至江西南安府南康县石子籁,分居社背立基”[22]96,“十三世孙玉玄公从广东惠州府和平县小河村老屋迁徙至南康县刀石甲南坑立基”[22]43。这样南康畲族的祖地来源便清晰化了,祖先和祖地的历史记忆以祠堂、族谱的形式记载下来,是当地畲族构建自身族群话语体系、加强族群认同的重要一步,畲族和客家的族群边界便在意识心理层面得以区分。

(三)历史记忆与族群文化重构

通过对族源、祖地等历史记忆的追寻和重构,赣南畲族在族群建构上已迈出重要一步,接下来便是畲民、畲族精英、地方政府、大众媒界、客家等各方群体对它的表述和文化实践。在这一过程中,畲族精英和地方政府起着主导作用。以赣州市南康区赤土畲族为例,在民族身份上,南康的赤土畲族于19881月恢复畲族民族身份,主要依据为姓氏、堂名以及特殊的字辈,20019月在地方政府和畲族精英的努力下,赤土畲族乡正式成立。在民族特色文化建设方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地政府从浙江引进了一批民族服装,并对其进行了改造,同时进行了学校的改名,把原先的赤土中学、赤土中心小学、花园小学、富田小学、河坝小学改为赤土民族中学、赤土民族中心小学、花园民族小学、富田民族小学、河坝民族小学,随后陆续成立了畲族民间乐队、民间歌舞团,建造了畲族特色村寨,近年又连续举办了畲族文化艺术节。在民族信仰方面,进行了盘瓠信仰和凤凰崇拜的重构。据村民反映,1988年前畲村并未流传盘瓠传说,这一传说是从村外引进来的,后来在建筑修饰上采用凤凰崇拜取代盘瓠崇拜。在特色建筑方面,地方政府进行了民族街、特色街灯、民族广场、特色村寨、凤凰柱等具凤凰文化表征的建造。地方政府主导了畲族地方文化的重构,地方畲族精英则自发进行了修缮祠堂、族谱和祖坟的文化重构。

历史记忆是畲族原生情感的体现。赤土畲族文化重构的举措多以政府主导为主,当地畲族虽然是文化主体,但因碎片化的历史记忆只能有限参与。由于畲族文化的实践是移植或重构,而不是本土化生成,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畲族文化表象与当地畲族原生情感心理认同上的差异。从族群边界来看,虽然体现畲族族群身份的文化边界已与客家的族群边界进行了清晰的划分,但赣南畲族与客家在心理特征、习俗信仰、价值观念、语言表达等内在意识的认同上是一致的,因而畲客两个族群在社会边界上存在着模糊性和交融性,这成为新时期赣南畲族与客家和而不同、共生互补的前提和基础。

五、共生与互补:和而不同与多元一体

赣南畲族与客家的共生与互补深刻地反映在生产、生活、文化等事项中,这些事项中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反映出畲族与客家的和而不同与多元一体。以南康区赤土畲族乡调查为例,通过实地考察、观察与入户访谈,畲族与客家的共生互补、和而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一是人口姓氏。据调查统计,截至2016年底,南康区赤土畲族乡有畲族9893人,客家有39580人,畲族约为客家的25%。畲族均为蓝姓,客家主要为郭、江、饶、朱、卢、罗、钟等姓氏。二是居住格局。畲族主要集中居住在乡内的花园、河坝、富田三个畲族村,部分畲民移居到了赤土圩;客家则在全乡均有分布。三是婚姻方面。畲族与客家互婚;畲族与畲族通婚,但同村畲族不能通婚。四是族群意识。虽然畲族与客家族际通婚,但族群边界比较清晰,族群意识与身份意识比较明确。五是宗族行为。畲族和客家都重视修祠堂、族谱;畲族有祖祠一座,各房有支祠,各家有堂厅,目前畲族祖祠内有族谱、香炉、祖牌、楹联四宝;而客家祠堂内并无香炉。六是宗教信仰。畲族与客家都有祖先崇拜、俗神崇拜、风水信仰,甚至都崇尚占卜问仙,与客家不同的是畲族仍然崇尚凤凰崇拜。七是文化教育。该乡建有民族中学和民族小学,采用现代教学,招收本地畲族与客家孩童,其中畲族学生享有高考加分优惠政策。七是建筑文化。畲族和客家均住现代红砖房,但公路沿线的畲族民房印有凤凰图案、房顶有凤尾檐造型,赤土圩街上使用“畲”字路灯,乡内还建了民族牌坊和畲族特色村寨,具有浓厚的畲族气息。八是歌曲舞蹈艺术文化。畲族与客家都喜好鼓、二胡、喇叭等乐器;畲族好畲歌、畲舞;客家好山歌、采茶戏、木偶戏等。九是在人生礼仪方面。畲族与客家均有诞生礼、婚礼、葬礼等礼俗,双方互相渗透与影响,相传客家的红鸡蛋、头牲汤、火葬、二次葬是由畲族传入,畲族婚礼的提亲、定聘、迎娶所遵循“六礼”程序是受客家影响。

经过族群历史记忆的唤醒和族群文化的建构,赣南畲族的民族身份意识得以强化,畲族与客家之间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得以确立。进入新时期,畲族与客家在生态、生产、生活等各方面形成了“和而不同、共生互补”的共居、共建、共享新格局。“和而不同”观念来自《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23]253从哲学意义上看,“和”是统一和谐、抽象内在的;“不同”是具体外在的;包容“不同”是为了达到“和”的境界。和而不同即为承认、包容和尊重民族间的差异性,在多元的系统内实现民族间的共生互补,使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生与互补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多民族的和谐共生离不开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的互补,因彼此能取长补短、互利共赢,所以双方能长久地协同发展。和而不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特征,在多元一体格局下,一体与多元并存,一体表现于同一性,多元表现于差异性,这种同一与差异又主要体现于文化上。“长期以来,客家和畲、瑶共居一地,形成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互动关系。畲、瑶文化是构成客家多元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24]20这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例证。

多民族族际互动中出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互补现象,尤其体现为文化上的互补性。在族群差异背景下形成的文化互补成为族际共生互补的一个重要表象。纵观赣南畲族与客家的互动过程,他们在隋唐之际开始共生于赣南地区,形成生态意义上的共生空间,在族群的地理边界和社会边界上进行频繁的互动,为生存的资源或斗争或合作。在南宋时形成以合作为主的畲客关系新格局,在合作中畲族与客家加深了交往交流交融,两者的族群边界开始变得模糊。在畲族文化和汉文化的基础上,客家民系于明清时期形成,在这一过程中,畲族不断客家化,成为华夏边缘的一个模糊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确立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赣南畲族经历了由客家到畲族身份的转变,在历史记忆的碎片中重构了本民族文化,畲客文化上的差异性得以延续。但相比于全国各地的其他畲族,赣南畲族在民族身份识别时主要依据的是姓氏与族谱,而非语言等文化特征、心理认同等民族识别的标准,因而当地畲族与客家在心理特征、习俗信仰、价值观念、语言表达等认同上基本一致。重构后的赣南畲族文化与客家文化既有差异也有共同点,这为双方和而不同、共生互补提供前提和基础。总之,赣南畲族与客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互补的关系。在交流交往中,畲族与客家互动互融,相互影响,两者之间虽有差异但共性较多,是和而不同与多元一体的“一个例证、一个缩影”[25]4,也是散杂居地区共生互补民族关系的生动反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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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袁年兴,许宪隆.民族共生理论:散杂居民族关系及目标范示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091.

[6]许宪隆.共生互补:构建和谐的散杂居民族地区[J].中国民族,20081.

[7]《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8]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9]五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五华县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10]兴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兴宁县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11]罗香林.客家源流考[M].香港:香港嘉应商会印,1986.

[12]谢重光.客家福佬关系史略[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13][法]弗雷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M].李丽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4]〔清〕薛凝度修,吴文林纂.云霄厅志[M].民国版.

[15]〔元〕脱脱,等,纂.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6]谢重光.两宋之际客家先民与畲族先民关系的新格局[J].福建论坛,20022.

[17]国家民委办公厅,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法规选编[M].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1997.

[18]赤土乡蓝姓村民申请恢复畲族成份的报告[Z].内部资料,1986-12-13.

[19]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20]曹大明.重塑“畲人”:赣南畲族的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N].中国民族报,2013-08-23.

[21]赤土畲族乡.蓝氏族谱:第一册[Z].1996.

[22]赤土畲族乡.蓝氏族谱:第三册[Z].1996.

[23]左丘明.国语[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5.

[24]吴永章.客家民俗与畲瑶关系述略[C]//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福建省龙岩市政协.客家文化研究(下).2004.

[25]吴永章.多元一体的客家文化[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

注释:

[1]30个畲族村分别是:兴国、大余、信丰各有4个,会昌、崇义各有3个,安远、寻乌、上犹、于都各有2个,赣县、宁都、瑞金、龙南各1个。

[2]客家人是汉民族的重要支系,主要居住于赣闽粤三省的交界区域,赣州市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主要为唐宋时期北方迁移来的汉族与当地畲族、瑶族混化而形成。

[3]参见蒋炳钊的《论客家与当地民族诸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中国东南民族关系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吴永章的《客家传统文化概说》(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多元一体的客家文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客家民俗与畲瑶关系述略》(载于《客家文化研究》,海峡文艺出版社,2007年);谢重光的《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畲族与客家早期关系史述略》(《福建论坛》,2004年第3期);郭志超的《畲族文化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周大鸣的《从“客家”到“畲族”——以赣南畲族为例看畲客关系》(《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9年第六辑),等等。

[4]许宪隆、沈再新的《共生互补:构建散杂居地区和谐社会的实践理念》(《中国民族报》,2008-08-29),袁年兴、谭晓静的《共存与共赢:民族共生发展模式的构建与实践》(《新疆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岳雪连的《共生互补视角下中国散杂居民族关系的特点》(《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许宪隆、张成的《文化生态学语境下的共生互补观——关于散杂居民族关系研究的新视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许宪隆、袁年兴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与各民族的共生互补——兼论“第二代民族政策”》(《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李安辉的《社会转型期散杂居民族政策的实践与完善研究》(中国出版集团,2013年),梁润萍、黄贞的《共生互补论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等。

[5]2018年2月调查时抄录于赤土畲族乡花园地前的家裕公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