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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视角下妇女反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进展

作者:高苏微 周常春 杨光明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9年02期  发布时间:2019-05-09  浏览次数: 463

摘 要女性问题研究者通过不同视角进行理论研究,探讨农村妇女的贫困原因及其反贫困的路径。学者们在妇女反贫困研究中所运用的三大理论主要有:贫困代际传递、社会性别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目前在相关研究中,缺乏从妇女群体有其特殊生理和心理特点这一角度来探讨妇女的贫困原因以及脱贫办法。根据贫困地区女性面临的基本状况,应基于性别公正视角,利用女性人力资本优势,来制定相应的政策,以使贫困地区女性的健康水平和社会权益与男性的差距缩小;同时增加对成功个案的宣传与成功经验的总结。

关键词妇女反贫困;贫困代际传递;社会性别理论;人力资本理论


中国在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而要真正全面地迈入小康,我们要做的是消除小康的对立面——“贫困”。贫困是全球较为关注的共同话题,也是当下人们急需解决的难题。中国正处于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基数大,贫困人数众多,加之从事农业的人口繁多,使得我国农村的贫困人数与其他国家相比相对较多。根据相关统计数据,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总人数达到7017万人,其中有6个省的贫困人数超过500万人,分别是云南、广西、贵州、河南、四川和湖南,贫困区域分布广。在我国,成片的特困区相连的就有14个。除去京津沪三地之外,还有28个省级行政区的群众生活水平处在贫困线之下。由此可见,我国贫困程度依然很深,扶贫一直是我国发展中的一项重要课题。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中国扶贫工作的不断推进,“精准扶贫”的思想应运而生,“扶贫之时,应先扶志,特别是准确扶贫、在精准扶贫上更是要做猛攻。”习近平多次强调:“扶贫必扶智、阻止贫困代际传递。”[1]由于女性特有的特殊性,不论是在抚育后代、还是为家庭付出方面,女性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女性的贫困人员相对更多,因此贫困的代际传递和性别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而在这个代际链中,母亲角色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依据精准扶贫思想,总结妇女反贫困的理论,探讨贫困地区妇女状况及其脱贫的重要性。

一、国内外对妇女贫困的定义和现状描述

(一)贫困的含义

早在2000年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通过《全球贫困问题报告》给出了贫困的定义: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没有最基本的机会以及选择。这些机会或选择包含多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长寿,二是健康,三是生活,四是自由,五是社会地位,六是自尊,七是他人的尊重。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是著名的经济学者,他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对贫困做了如下介绍:本质上讲,贫困并不是收入低,它是获得福利机会以及能力的缺失。[2]贫困有多种社会面相,它是通过机会或能力剥夺产生的,这也是国际公认的定义。[3]通过分析全球的银行以及就业数据,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妇女存在生活水平较低、就业难度较大等问题。

针对贫困问题,国际上通常从社会保障以及救助方面进行相关研究。许多专家从多个角度对贫困下了定义,这也是理论界一直对贫困存在争议的原因。美国的劳埃德·雷诺兹认为:“所谓贫困问题,是说在美国有许多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可以使之有起码的生活水平。”[4]英国的汤森认为:“所有居民中,那些缺乏获得各种食物、参加社会活动和最起码的生活和社交条件的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就是所谓贫困的。”[5]《l990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题为贫困问题,世界银行把贫困界定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6]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就已经有多个学科开始重视女性贫困问题,如社会学、人类学、女性学等。1978年,“贫困女性化”的概念首次由皮尔斯提出。皮尔斯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在研究中提出了“妇女是贫困中的最贫困者”这一命题。随后,女性贫困化问题逐渐演变成全球关注的重要问题。[7]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也开始注重女性贫困问题。《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了“尊重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反映出国内扶贫工作的进步,对贫困人群的认识程度大大加深,同时提出了“健全扶贫对象识别机制”,对落实贫困人群的实际情况与实时扶贫的具体措施做了总结。自1995年起,中国先后颁布了两次《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2001—2010年)》。2011年,国务院针对妇女贫困问题,又颁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大大加快了性别平等的普及速度。

(二)贫困妇女分类与测度方式

通过内容和形式的差别,可以将针对女性贫困的研究资料进行分类。在地域以及对象等方面,妇女贫困的情况也不相同。从研究区域角度来看,妇女贫困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为城市,第二类为农村。根据研究群体的角度,国内学者发现,女性贫困主要集中在八类群体:一是女户主单亲家庭;二是流动妇女;三是下岗失业人群;四是低收入者;五是艾滋病感染者;六是老龄化妇女群体;七是失地女农民;八是受气候危害的贫困妇女。[8]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新的女性贫困群体开始受到专家的关注,即离婚妇女、移民妇女、农村留守妇女以及少数民族妇女群体等。

针对贫困妇女问题,国内学者一般从不同角度对女性的贫困内容及扶贫方法进行研究:一是女性主义;二是妇女与发展;三是社会性别。并提出了一些解决妇女贫困的办法,如反贫困方法、效率方法、平等和福利方法等。[9]

二、女性贫困代际传递

早在21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就提出了“贫困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TransmissionofPoverty)的概念。他们通过研究发现,贫困家庭及地区出现了贫困代际现象。[10]

2005年时,联合国在世界青少年报告中对贫困代际传递做出了定义:贫困可以通过父辈转移到子辈中。演化经济学也对贫困进行了分析,如果一个群体内人的思想及习惯等形成,会影响到群体内的其他成员,且地位越高,其影响力越大。[11]女性是抚养后代的重要成员,具备一定的特殊性。从代际传递的角度来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会给自身及他人创造潜在利益,当其成年以后,更愿自己的子女受到教育。母亲在代际传递链条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贫困女性通常没有医疗保障,也没有受到完整的教育,这造成了她们的早期教育能力低下,无法帮助孩子学习,从而降低了孩子在社会上的竞争力,抑制了子女未来创造财富的能力发挥,进而使贫困循环累计演进,最终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7]

(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代际传递

世界银行针对贫困做了多方面的研究,他们发现解决贫困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女孩接受教育。通过工具变量法研究女性贫困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关系,在上述方法中用到了多个变量:法定婚龄、辍学年龄以及参加工作年龄。[12]最后得出了下述结果:早婚女性将来处于贫困状态的概率较高,其数值达到了31%,辍学女性将来生活较为困难的概率为11%。[9]知名学者科尔曼也提出,高收入能够增加子女受教育的程度,子女在接受教育以后,其未来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收入。[13]父母的教育水平会直接影响到子女受教育的程度。母亲一般照顾子女的日常生活,可以直接影响子女的价值观。演化经济学理论指出,弱者通常为模仿状态,而强者通常会被模仿。子女最初的模仿对象是父母,母亲强大则子女会处于自尊自信的行为习惯之中;反之,父辈(母亲)的负面因素影响到子女,子女如果进行模仿,就可能造成子女处于贫困状态,父辈的贫困则被子辈所沿袭和复制。

贫困代际传递具有长期性。所谓的贫困文化,是指穷人在长时间内形成的一套体系,其中包含多个部分:一是文化体系,二是行为规范,三是价值观念体系。贫困文化会造成其内部人群的生活方式与社会主流方式的不同,进而产生贫困内部的代际传递现象。文化发展变化一般比较稳定,短期内不会形成新的模式,也不会被改变,所以贫困代际传递问题是经过漫长时间形成的,要想解决此问题,必须做长远打算。[14]母亲的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助于儿童完成义务教育,让女性与男性受到平等教育,可以从源头解决女性贫困。因此学界普遍认为,加强贫困地区的女童教育对其脱离贫困有重要影响。首先,加强文化教育有利于贫困阻断,即用外力打破贫困习惯。通过加强教育,让女性无论在工作技能、还是思想观念上都有提升,市场主体竞争能力提升,获取稀缺资源的机会增大,进而增强其家庭生产生活的能力,如此打破消极接受贫困的恶性循环,阻断贫困。其次,教育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扭转贫困思维,让知识就是生产力这样的观念一代代传承下去,必然会弱化贫困代际传递的负面影响。只有在根本上解决妇女贫困问题,才能防止出现贫困代际传递现象,进而减少贫困家庭的数量。

(二)女性营养健康的代际传递

在世界的多个区域中,贫困人口的生活环境较差,他们所面对的饮用水源以及医疗卫生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过多的生产以及家务等劳动使女性的身体格外疲劳,其身体健康程度较差,同时发病率往往较高。[9]因为教育程度较低,贫困女性不能合理地选择健康行为,也无法掌握预防疾病发生的知识,一些遗传性较高的疾病被一代一代传播下去。R.Blackman和R.Litchfield、L.Christiaensen和H.Alderman的研究证明,母亲掌握营养知识的程度会影响儿童的营养健康,其自身营养不良有可能会造成下一代贫困,因此提高妇女掌握营养知识的程度,能够改善贫困的跨代遗传问题。父辈掌握健康知识的程度,会给子辈造成很大影响,影响子辈的健康意识等。[15][16]研究还发现,愈是贫困地区,女性多胎生育的情况越多,而贫困地区又无法为女性提供良好的营养健康保障,因此贫困地区的女性多胎生育无疑会使身体受到摧残。因此,贫困地区女性与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亟须改善。这需要政府及社会提供良好的卫生保健设施,同时对贫困地区大力宣传健康保健知识,以提高她们的健康意识,减少多胎。

(三)女性社会权益的代际传递

社会流动理论是国际上的知名理论。该理论提出,若多数社会成员在有序社会中得到的收入及地位等是通过阶级出身来决定的,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封闭性社会(或传统社会);若多数社会成员在有序社会中得到的收入等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的,那就说明此社会为开放型社会,也可称为现代型社会。结合有关数据发现,父母的收入水平会对子女的收入造成很大影响。欧洲经济共同体曾给出过贫困的定义,即个人或家庭以及群体所获取的资源有限,导致其生活方式与其他社会成员不同。上述资源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为物质资源,第二类为文化资源,第三类为社会资源。一些贫困家庭的生活方式与正常的生活方式不同,这也造成其内部成员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进而贫困向下一代延续。许多经济学家在针对代际传递进行研究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是重要的社会资源之一,它完全可以影响拥有者所获取的利益及机遇。上一辈所对应的经济情况,能够通过社会网络的方式改变下一代的机遇及收益等。[17]作为母亲角色的女性,其在社会权益与地位以及社会网络方面,对于子女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女性应该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权益应受到保障,尤其对于单身母亲及女户主家庭,更应该享有同男性一样的社会权益及相应的政策补贴。

(四)代际传递对女性反贫困问题的意义及局限性

将代际传递理论引入女性反贫困的研究中,为女性贫困问题乃至整个贫困地区的经济问题研究注入了新的理论依据与研究方向,并增强了解释力。这使得女性贫困与反贫困问题有了新的突破方向,使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对女性问题更加关注和理解,从而使女性社会地位低、受教育水平低、健康水平低等各种问题得以重视并受到社会关注。目前,虽然引入了代际传递理论,但是在整个学界尚未形成较好的理论体系,其关注度尚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国内外运用代际传递理论提出了贫困的共性以及克服贫困这个广义范围的问题,但是对于妇女问题,并没有完全站在妇女群体有其特殊生理、心理结构这一角度去探索妇女的贫困原因及其脱贫办法。在不同地区环境下,妇女的贫困原因以及妇女反贫困所需要的条件都有其特殊性,因此贫困地区妇女反贫困的问题还需要更加深入全面的理论指导。

三、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农村贫困地区女性问题

(一)社会性别的引入

2005年时,联合国人口基金发布了世界人口基本状况,指出了贫困与性别之间存在的联系,同时表明,不彻底消除性别歧视,就无法彻底解决贫穷问题。托拉亚-奥贝德是人口基金的执行主任,他在2005年报告了人口的基本情况。他指出,各国若不消除性别歧视,那为消除贫困所做出的努力都是无用功。结合国际上的贫困数据,不难发现,妇女更容易进入贫困状态,贫穷人群中女性的人口数量远远大于男性的人口数量,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机构对华援助的过程中,社会性别视角被国内学者重视起来。[18]

(二)中国贫困地区女性与男性的权益对比分析

在群体中,妇女通常表现为脆弱性以及受制约性,这也是贫困与性别有关的原因之一。[19]女性在生理上的脆弱性往往表现在多个方面:第一方面为体能,第二方面为缺少必需的知识,第三方面为缺少相关防护技能训练,第四方面为优先保护子女。

与男性权益相比,女性权益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存在社会排斥现象,市场往往会拒绝使用育龄女性,从制度角度来看,保护女性权益的制度资源太少;二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造成男女分工差异,构成传统的性别文化,而这一因素亦是导致女性贫困的重要原因;三是家庭资源分配不均,往往更偏向于男性,如生产资源、教育资源和健康资源等,传统的性别文化造成了女性贫困现象的发生;四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农村妇女无法获取更多的资源,贫困女性在社会事务的决策中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对贫困的社会性别差异缺乏敏感性[20],又表现为主体性缺失下的贫困、收入的贫困、参与社会发展能力的贫困、家庭和社会地位的贫困等;[21]五是女性的教育参与率低,大龄女童的失学和辍学问题在贫困边远地区依然较为严重,女性入学问题在多个方面存在差异,如城乡差异、贫富差异和阶级差异等。女性在教育资源的享有方面尽管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是教育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依然存在。[22]

(三)在扶贫政策落实上融入性别视角的建议

马来西亚国家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男性与女性在面对同样的教育资源时,其后期产生的经济效益存在很大的差别。联合国经过多方面研究后发现,教育程度在生产效率与各级工资的纯收益作用方面,女性或年轻女孩比男性或年轻男孩高20%。此方面还未涵盖妇女教育在改善营养、增加家庭收入、降低生育负担等方面的二次收益。[23]妇女没有正确认识自己的社会角色,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人格独立。在推进性别文化的发展进程时,反对性别歧视具有重要的意义。增加女性教育资源的投入,让妇女能意识到自己的独立性。相比文化活动频发的社区而言,建立妇女社会组织更为重要。

(四)意义及局限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内的扶贫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成效。随着社会性别研究的加深,国家以及个人的性别意识加强,以性别为基础的建议不断被采纳。[21]多个国家倡导把社会性别意识问题归入决策实践中,这一建议得到了多方的响应。结合国内的扶贫体系,国家对妇女贫困问题的关注不断增多,同时与一些关注妇女发展的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双方发起了多项解决女性贫困的项目,如妇女小额信贷、春蕾计划等。

在研究领域内,妇女研究虽大量把西方妇女和发展、社会性别和发展等理论和经验引入进来,但因为差异太大,无法实现理论的本土化,特别是缺少可操作的手段及详细方法。政府制定的妇女发展策略与项目局限性较大,许多以社会性别视角提出的建议依旧处于政策层面,还没有从上到下被广泛地理解和实施。因此,在贫困区域,想要完全实现女性的反贫困任务,依旧十分困难。此外,通过主流政策并入性别意识也会受限。对此,深入研究西方妇女本土化理论、实操方法及技术,同时结合妇女反贫困政策、社会性别视角以及制度变迁等方面的研究,能为今后的妇女贫困研究提供有利依据。[24]


由于社会性别视角包含单一性和片面性,使得国内外在关于社会性别视角妇女反贫困的研究中过于强调性别不平等对于女性的不利影响,而没有呈现男女在性别生理上的差异性,没有客观分析在男女性别的差异性基础上应该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不同分工与合作,也没有提到如何通过男女两性优势互补实现价值。其局限性在于,理论上过多地分裂性别差异,而没有从互补角度来探讨女性与男性如何正确协作,以此来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与主体性。

四、以人力资本视角探究女性贫困问题

(一)人力资本的引入

关于通过人力资本视角探究农村女性反贫困现象的分析,研究者先是对农村妇女的资本现状进行了介绍,在进行具体分析时,重点从妇女人力资本状况对社会、家庭以及子女等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并且在研究人力资本时,借助定量与定性来对投资情况进行深入研究。

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美国学者T.W.舒尔茨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产生人力资本的关键因素源自投资,同时投资成果又反映在劳动者身上,并且通过质量或是数量的方式来体现资本价值。其中,关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付出的教育培训、人口迁移或是健康保健等方面。与人力资源最大的差别是,人力资本决定人的素质高低与能力水平,其表示的是已经完成开发的人力资源。[23]

(二)农村妇女人力资本的现状

舒尔茨曾经断言:“提高穷人福利的决定性生产因素不是能源、空间与耕地,而是人口知识的提高与质量的改良。”可见人力资本因素决定着我国经济水平。中国是人口大国,但是人力资本匮乏,在分享权力资源方面存在男优女劣、男强女弱的性别差异。和男性比起来,女性受教育水平更低,且掌握的技术不比男性高,健康水平一般,也不如男性强。根据研究表明,女性的贫困发生率及低收入率要高于男性。当下,我国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农村男性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由此形成女性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男性在外打工的模式。对于女性来说,她们肩上承担着农务、抚养子女和家务等责任。因此,提升农村妇女人力资本对于反贫困具有重要影响和现实意义。[25]

(三)针对贫困区域妇女的人力资本进行必要的投资

1.妇女教育和劳动技能资本的投资

从全球视角可知,当今国际上普遍将女性受中等教育程度的比例作为衡量女性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大量女性文盲的存在,必定会导致妇女的生产率和生活能力处于低水平状态,也会变成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条件。因此,增加对妇女教育资本的投资,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女性对社会的贡献率,使得女性人力资本经济发展与增值取得良性循环。相反,如果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无法实现接近男性的受教育水平,由男性高教育水平产生的社会效益就会被抵消。

2.妇女健康资本的投资

在人类生活的整个进程中,妇女起到很大的影响和作用。为了获得可持续发展与实现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就需要对妇女教育、保健以及生产等方面进行投资。健康投资是开发人力资源的重要途径,健康投资与教育、培训投资相比,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很难以数量估价,但劳动者的健康水平可从投资的最终成果体现出来。[26]同时,妇女受教育水平会对子女的营养健康产生较大影响。相关研究发现,儿女的营养健康与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密不可分,而受父亲的影响不大。妇女教育资本的积累除了减少生育率外,还能改善妇女婚育观。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其初婚年龄越大,对子女性别偏好度低,对子女数量要求也较少。

(四)促进农村妇女人力资本影响及相关政策的建议

提升妇女人力资本的意义主要有:一是提升收入水平。由于人力资本会对农民的收入产生较大影响,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他们的农业收入相比不受教育的农民收入就较高。二是让妇女具有更高的知识和健康水平,能够挖掘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潜力,促进经济和社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对于妇女来说,她们既是子女人力资本的投资者,又是人力资本投入的接受者。提高妇女健康意识,教她们懂得辨别疾病及预防疾病,是一种增进家人幸福的有效投资手段。人力资本不足是造成贫困出现的主要原因。因此,改善农村妇女人力资本现状,培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农业劳动技能以及就业技能,可以提升贫困农户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从而阻碍贫困的代际传承。关于政策建议主要有以下内容:一是为农村妇女提供相应的信息,提供培训机会,提供小额贷款,以及提供有益的社会服务等;二是提供健康服务类型,改善人们的身体健康,减少人力资本的投资及资本的丧失。

(五)从人力资本视角研究贫困地区女性贫困问题的意义与不足

从人力资本视角出发进行妇女反贫困研究,可以说在社会学、政治学以及人口学视角之外开辟了新的视角。这使贫苦地区的女性问题更具说服力,能够引起政府和社会的足够重视,为女性人力资本的研究打下基础。同时,人力资本理论明确了人们经过教育获得的生产技能归为资本,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从经济学视角突出了女性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不足之处在于,从人力资本角度对贫困地区的女性反贫困研究尚有不足。现有的人力资本理论大多是借用普遍的经验,对于妇女尤其中国贫困地区的女性,此理论尚待进一步升华。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主要立足于不同视角,即代际贫困视角、社会性别视角和人力资本视角,对妇女贫困问题进行总结与分析。这三个理论是学者在妇女问题研究上普遍运用的理论,也是国际上对于贫困问题研究的基础与创新。在中国,妇女问题虽然已经受到社会的重视,但是几千年来妇女社会地位以及社会结构的固化,致使女性,尤其是贫困落后地区的女性仍处于不公平的处境之中。而这些女性主体意识的严重缺乏使她们知识匮乏,健康状况差且权益感弱,不仅给她们自身带来了不良影响,而且影响着家庭子女以及整个地区的经济水平与文化水平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我国的贫困妇女在反贫困问题上亟待社会与政府的扶持。

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妇女的贫困问题,需要妇女自身的觉醒,积极学习,掌握各项知识和技能。若要撼动整个社会对妇女的歧视问题,则需要思想上的一场革命,以扭转整个社会的观念。结合贫困地区女性面临的主要情况,基于性别公正视角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最终达到缩小贫困地区男女社会权益及健康指数之间的差距,提高贫困地区的女性资本,方能实现贫困区域女性反贫困的胜利,才能使得女性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感受到公平与公正。在近期举行的社会主义科学座谈会中,国家主席习近平说:“据历史事迹可知,社会步入大变革时期,实则为哲学社会大发展的时代。当下的社会,正经历着历史上更为深刻且严峻的变革,同时也正在实行着人类史上宏大的实践创新。这种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伟大实践,定会为学术交流、理论研究带来更大、更广的发展空间。”其中涉及的实践理论重点关注实践经验的总结,通过这些实践设定出研究对象、分析方法以及相关理论,探索出具体的、能作用于性别关系的规范性理论、知识以及逻辑思维,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性别平等的研究,并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学科。[27]而研究中大多对女性的现状并不乐观,揭示的问题大同小异,缺乏对优秀女性成功个案的研究。成功个案的普遍宣传与成功经验的分享,无疑会增加女性解放的自信度与社会认可度。相信对于成功案例的宣传,将使妇女反贫困研究有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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