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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举制到市场经济转型——官本位的源流及滥觞

作者:张 鸣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发布时间:2017-06-29  浏览次数: 8077

【摘要】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形成于汉朝,秦汉两朝形成中央集权制度。科举制是官本位最强大的价值塑造者,一方面巩固了君主的中央集权,而另一方面保证了朝廷从民间不断地汲取人才。今天的中国社会,没有走出官僚主导的制度窠臼;官本位依然困扰着中国人,给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极大的障碍,改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官本位官僚制科举


一、官僚制度的起源及发展

古代的中国,曾经有个一个比较漫长的封建制时期,虽然未必能肯定地说,在东周以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封建制,但至少西周的封建制,是可以确定的。春秋时期,中国开始了从封建制向郡县制的过渡,到了战国时期,这个过渡基本完成。秦的统一,只是把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固定下来而已,但是秦制却因此成为郡县制或者说官僚帝制的代称。

封建制,疆土是层层分封的,所以,无论天子还是诸侯,都无需专职的官僚,办事职责,交给低层的贵族即可。只有实行郡县制之后,地方管理由诸侯直辖了,才有设官分治的需要。而这种模式到秦统一之后,变成天子自统郡县,所有的官吏,都对天子负责。由于疆域广阔,需要的官吏众多,不仅有地方官,还需要协助天子办事的中央机构和相应的官僚。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就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以文官为核心的庞大的官僚体系,无疑是后来中国制度的核心成分,台湾著名学者许倬云甚至称之为中华文化的“三元色”之一。①

虽然说,秦朝实行的是“以官为贵”的国策,官吏不仅是法令的执行者,而且是教育的唯一实施者。可是,秦朝二世而亡,时间太短。秦制在汉朝遭到了修正,汉朝实际实行的是贵族和官僚的双轨制,有时,甚至官僚们也把封侯作为一种追求。但总的趋势是官僚的份额在增加,而贵族的地位在下降。如果一个人没有官位,而只有爵位,实际的社会地位并不高。这是因为,所谓的郡县制,本质上就是一种官僚制。皇帝统治国家的权力,事实上必须由官僚代行,因此,谁担任官职,谁就掌控了资源。土地、人力、山川河流的实际控制者,其实是官吏。在社会人群中,最有权势者,理所当然会受到最大的尊重。但是,这样的官吏,在另一面,又是皇帝可以通过制度和技术来控制的。汉朝皇帝,经过几代教训,终于明了对皇权的最大的威胁,不是掌握实权的官僚,而是拥有分封国土作为政治实体的贵族。所以,秦制在后来实际上被完全恢复了。战国后兴起的帝国,在结构上就规定了,皇帝要想统治国家,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官吏的杠杆。官僚和皇帝制度的结合,成为任何一代帝王必然的选择。尽管由于用于选官的察举征辟制度的副作用,官僚本身也出现了世袭化的倾向(门阀),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官僚贵族化的普遍现象。但此时的门阀世族,世袭已经不是采邑和爵位,而是做高官的特权。即使在门阀世族中,人们所看重的,仍然是某些权高位重的官衔,而非爵位。

二、科举制对官本位的影响

当然,任何形式的世袭,对于皇帝而言,都不是好事。官位被某些家族把握,就意味着皇帝对这些官位失控。所以,当再一次统一到来之际,大一统的王朝,肯定要设法削平门阀世族。而削平的方式,就是让他们不再垄断官位。所用的工具,就是科举制度。

从科举制度实行的1300多年的历史来看,科举制的确是一把锋利的斧子,对于削平门阀世族有着奇妙的作用。科举实行以来,虽然朝廷一直都有封爵制度,所谓的王室贵族,也一直都存在。但是,爵位一直都是官位的一种补充。没有官位的爵位,无论有多么高的阶位,其含金量都不高。不仅因为没有官位的人,无法从政务操作中攫取好处,而且还由于他们没有实际的权力,人们对他们并不畏惧。皇帝对科举的重视,是因为这样的选官途径可以保证最高权威的畅通无阻。宋代之后,进士考试的殿试又极大地强化了皇帝对科举的控制,中第者“天子门生”的自我感觉,极大地强化了他们跟皇帝之间的联系。而民间对科举的看好,是因为考试意味着公平和公正,意味着平民的机会。官位的获取,由于跟科举考试的结合,在民间获得了极大的合法性。考试得官,非读书人不办,考试得中,意味着学问,也意味着才华和本事。历朝历代,高官厚爵之辈,他们的后代都可以因他们的官爵而直接得官,进入仕途但是这个途径却一直不受人重视(既不受皇帝和人事部门的重视,也不受民间的待见)。所以,高官的后代,一般不屑于走门荫入仕之途。无心仕途的纨绔也就罢了,有志者,一定会走科举的路。在明清之际,科举事实上存在三级台阶的情况下,高官子弟,顶多捐一个监生,少了一个台阶。其他的两个台阶,都要自己真刀实枪地考上去。只有到了晚清,官场比较混乱,科甲出身不像此前那样金贵之后,才有比较大规模的高官子弟捐官的现象出现。门荫都让人看不起,那么捐班就更为人不屑;所以,无论朝政混乱到了什么地步,只要科举尚在,就始终是人们入仕的第一选择。

科举对于王朝的好处,还不仅仅是保证了皇帝的最高权威,保证了皇帝跟入仕者的天然联系;而且还保证了朝廷可以从民间不断地汲取人才。不管考试内容是什么,人才都会通过考试的管道,源源不断地被抽上来。虽然说,唐朝以诗取士,对于录取人才更有好处。后来的八股取士,有识者多加抨击,黄宗羲甚至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但在实际上,多数有才者也会屈就自己,适应这样的考试形式。也就是说,八股未必能造就人才,但人才会屈就八股而实现自己做官的梦想。美籍华人学者何炳棣统计了明清之际12000多位进士和23000多位举人的家庭出身,发现出身于此前未有功名的寒门小户之家的人,占了差不多一半。明代寒门的比例高一点,约在55%左右,而清朝稍低,也有37%左右。②历代对于科举制度的严谨性,都要求很高,非常看重科举这种抡才大典,因而保障了这个制度的大体公平;使得社会中下层的人才,可以源源不断地通过这个管道,被选拔到官场上来。白衣致卿相,在那个时代,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士子的梦,而且是某种程度的现实。

尽管如此,白衣致卿相还是众多白衣的一个梦。实现这个梦虽然有可能,但对多数人而言,实现的可能性并不大,从白衣到卿相,不仅仅有科举一道关口,情况相当复杂。但这个梦的诱惑力之大,却能保证把多数优秀的读书人都拴在科举上。在一个没有贵族的社会里(现存的所谓贵族,都是暂时的),理论上,多数人都有机会进入官场,而且在科举考试又保证了这个过程的大体公正的情况下,官僚制的触须就伸进了社会各个层面。历朝历代,能通过科举考试的人都不多,以明清为例,进士考试每三年一次,一次取士不过几百人,对于成百万的读书人而言,这样的出路实在是太窄,窄到几乎不像是一条出路的地步,但由于科举实际上存在三级台阶(秀才、举人、进士),每个台阶,都有相应的政府优惠和社会荣誉。所以,读书人还是会尽力争取踏上这些台阶。举人和进士人数虽少(可以作为榜样存在),到了秀才一级,人数就比较多了,而且秀才之外,还有众多想考秀才的童生。按习惯,进过考场和没进考场的人,也是两个等级。这样,众多的读书人,都聚拢在科举的台阶上面了。而在当时的中国,读书人一般又都是社会的精英,这样,社会的金字塔,就按照官僚制度的理路搭建起来。人们首先认可的是科举的功名,人的地位,依照童生、考过试的童生、秀才、资深秀才、贡生、副榜、举人、进士这样的台阶递进。由于“考试带来之出身,终身带有不可移易”,只要考上了,即使被罢了官,革除了功名,在人们眼里,这个人还是有出身的。③官场上的缙绅录上没名了,但社会地位却还能保留。其次才轮到官阶。做过官的人,依照官阶的大小,文还是武,其士绅的地位高低有差。明太祖甚至明文规定,做官的人,即使退休致仕在家,平民也不能跟他们平起平坐。做过官的人,跟平民不叙礼,如果有平民对做官致仕者不礼貌,要按律论罪。④社会地位的排序标准,最后才排到财产。仅仅有钱的土财主,或者商人,在一般社会评价中,地位相当低,甚至是人们嘲笑的对象。读书人之外的社会大众,一般来说,都跟着读书人走。他们社会地虽低,但他们的子弟,却有可能通过读书,爬将上去,进入金字塔的上端。

我们都说,古代中国的农村社会,是具有乡绅自治性质的社会。但所谓的乡绅,其资格除了功名就是官阶。没有候补和退休官方身份的人,是不能被人称为乡绅的。固然,在社会动荡时期,乡绅自治的社区,未必都能保证对王朝的忠诚,但乡绅的地位,却跟官僚制有着解不开的联系。按今天政治学理论的标准,中国古代的国家,都属于小国家,国家政权不下乡,国家管的事也相当少,基本上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因此,在国家之外,存在着自治的民间社会。不仅城里的市民社会是自治的,乡村的农民社会更是自治的。但是这样一个自治的社会,却跟官僚制有着血肉联系。由于读书人都在围绕着科举制的金字塔活动,而知书达礼的读书人,又是乡村礼俗社会的组成部分,读书人中进入体制的佼佼者,就自然而然是乡村社会和宗族的领袖。所以,在古代中国,实际上不存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在官本位的价值体系上,它们是统一的。

官本位最强大的价值塑造者,就是科举制。由于官吏是要治民的,治民势必会导致民众的反感。毕竟,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纯粹靠道德自律能约束自己的官吏都是不多的,而制度的约束,往往显得乏力。没有科举制,官吏的选拔势必会充满乌烟瘴气和任人唯亲、任人唯钱的肮脏。但是,有了科举制之后,通过考试做官的人,就变得令人钦佩。凡是正途出身,尤其是两榜进士出身的进士,不仅上司高看一眼,连百姓也高看一眼。捐班和正途的官员,同样贪腐,人们对捐班的痛恨度,要比正途出身的不知高多少倍。中国古代政治,一般不讲合法性的问题,但对政府不讲,不见得对官员也不讲,官员的合法性,往往就在科举上。

不仅如此,宋代以来的民间戏曲小说,凡是才子佳人题材的(这种题材特别多),男主角必定是个读书人,多半是秀才。才子和佳人之间,发生故事是没问题的。但才子若要抱得美人归,实现大团圆,必定得进京赶考,考个状元。不仅才子佳人的故事如此,就是那些扬名立万、报仇雪恨的题材,也往往得考个功名,做上八府巡按之类的,才能实现。过去的民间社会,即使穷乡僻壤,哪里有不知道秀才,不知道状元的呢?不错,人们每每痛恨官吏,但因为有了科举,人们对官吏的感情有了很复杂的两面,既痛恨,又艳羡。人们的艳羡,当然有官员“升官发财”的内容,但最艳羡的,往往是有科名,而且对科名高第的官员,其中还是有钦佩的成分。官本位深入骨髓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托庇于科举制。

三、当代官本位的滥觞

1905年废除科举,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阶段从晚清到民国,无论民国的北洋时期还是国民党时期,科举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了。民国时期虽然实行了文官考试制度,但已经是西方意义上的文官考试,只有在形式上跟科举相似,而内容已经完全变了。因为西方社会的精英不是公务员,考试取官,仅仅是为了建构一个政府办事机构,不让政府结构因政党的轮替而出现动荡。同时,由于中国这个时期,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都是军人,而新生代的绅士和商人以及新式知识分子,也作为社会精英,登上历史舞台,所以,官吏仍然谈不上是社会精英。而且由于政治的动荡,战事频仍,文官考试制度,也没有很好地实行,在地方官这一块,还是地方军绅说了算。所以,这一阶段,应该是科举没落时期。科举制的影响反应在高等教育上,就是一度学法科的人特别多。但由于后来法科的学生并不能都有官做,所以,法科也并没有一枝独大。

1949年以后(尤其是1952年高等教育改革之后),实行高校全国统一考试的新政权,事实上把高考变成了新的科举。除了考试内容不一样之外,其他都很相似。考上大中专院校的学生,毕业之后,都是国家干部,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就像过去由吏部统一分发各省候补一样。然而,这样的制度,在实行13年之后,被“文革”中断,改革开放后恢复了不到十年,随着大学毕业不包分配的改革,高考科举复辟的性质,悄然褪色,科举的光环,现在被公务员考试和高考分担着,但色彩越来越黯淡。

人们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政府拉动的,连市场的建立,都不能没有政府的参与。在整个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实际上是最大的获益者。虽然经济学家们常说,政府不能干预市场,但政府抓经济,已经成为中国一大特色,政府不仅握有市场上无所不在的审批权,而且可以直接操控司法,干预经济,或者利用面目不清的国企,参与经济活动。结果,即使没有腐败,政府官员也变成了操控资源的香饽饽。马克斯·韦伯说过,中国的官员,是收入最丰,也最稳定的职业。韦伯的结论,只有在今天,才是最为名副其实的。

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对官僚体制的改造有两种路径可以走。一是建立一个理性、廉洁、高效的官僚制,重建科举,使官僚制的入口公平公正,保证这个制度起到不断从民间汲取人才的作用,社会与政府平分社会人才。二是缩小政府,放弃多数目前的政府职能,实行西方式的文官考试,让社会大于政府,抹掉公务员职位的光环,让多数人才都进入商界、科技界以及学界。可惜的是,我们现在是两者皆弃。既没有走理性官僚制的路,也没有走小政府大社会的路。公务员考试学的是西方,但公务员却成了社会上最受欢迎的职业。学了西方的文官考试,却没有文官考试的严肃,各地自行其是,萝卜招考,时有所闻。社会上对于官员的情感形成了病态的纠结。一方面,人们痛恨官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但另一面,公务员考试又是蜂拥而上,大学生毕业首选的职业,肯定是公务员。亲朋好友中有个官员,人们一面联络感情,甚至不惜阿谀奉承,一面却在背后咬牙切地诅咒。官本位的价值还在,而且依旧得到制度的支持。庞大而且日益扩张的官僚体制,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


注释

1许倬云:《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1页。

2Ping-ti Ho(1962),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58年,第101页。

4《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六。